- 時間：2025年6月4日（三）19:00-21:00
- 地點：高雄三餘書店
- 主講｜李安如（《女工之死》作者、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依學院人類學系教授）
王梅香（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 主持｜蔡麗玲（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教授、高雄女權會監事）
以人類學觀點看旗津的女工之死
座談會開場，李安如教授分享其論文《女工之死》的研究動機與書中架構，強調這不只是關於1973年旗津高中六號渡船翻覆事件的歷史，而是探索「記憶、空間與時間」如何在當代社會中交織出多重意義。
換言之，「女工之死」並非單純的歷史事件，而是歷經轉化、被記憶、成為遺產、再到文化商品化的過程，成為當前社會、政治或經濟需求的投影。更具體地說，1970年代加工出口區25位女工的死亡，到了21世紀，則成為女性勞動貢獻與地方再造的重要象徵。
「鬧鬼的現代性Haunted Modernities」是本書的關鍵概念。二十五淑女墓曾是高雄著名的鬼景點，但李安如教授認為，「鬼」的存在不應簡化為迷信或負面符號，是死亡尚未獲得文化處理的提醒，也是社會創傷未被修補的象徵。因為在漢人文化中，未婚女性往生不能入祖祠、牌位不能放置在家中祭拜，所以這群往生的女工才會被集體合葬在二十五淑女墓，卻也處於「無所歸屬」的狀態，進而成為輿論中「幽靈般的存在」。李安如以人類學的觀點強調，「鬧鬼」非壞事，反而是凸顯生者跟逝者間的關係，更是社會尚未完成的責任，同時她也引用哲學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與社會學家戈登（Avery F. Gordon）的觀點指出，「鬼魂」象徵的是遭掩埋的歷史、被噤聲的生命與未竟的正義，提醒人們持續面對不平等、創傷與制度性忽視。
《女工之死》田野中的三重敘事、競逐與協商
李安如在座談中進一步說明，《女工之死》書中所描繪的三種敘事觀點：
- 往生者家屬的觀點：家屬視往生女兒為「孝順的女兒，也是虔敬的鬼魂」，夾著對女兒（亡者）的不捨、愧疚與思念，後續透過宗教儀式修補無法安葬回祖家的缺憾。
- 女性主義的觀點：高雄女權會透過倡議行動將二十五淑女墓轉化為「勞動英雌」，強調女性勞工的經濟貢獻，並試圖「除魅化」，破除具有性別歧視的鬼故事，反思女性的生命、家庭與勞工經驗。
- 高雄市政府的觀點：則藉由遷葬與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的設置，重新詮釋事件為地方創生與藍領工業城市行銷的一部分，將歷史遺產轉變為文化商品。
這三方敘事觀點揭示了這段歷史記憶的競逐過程，是對死亡意義的不同處理，也是對未竟社會正義的不同回應。
從口述歷史、學術轉譯到社會倡議
中山大學王梅香副教授則從自身教學與田野實踐分享她對本書的閱讀與回應。她回顧2022年起與學生重返旗津的田野經驗，二十五淑女墓的「女鬼」敘事仍是年輕世代在網路上接觸到的主流，而這些敘事往往帶有獵奇與污名化的色彩。因此，她與學生重新進入田野，訪談罹難者家屬，透過他們日常祭拜、供奉金身等儀式，看見「女神化」如何成為家屬修補失落的情感方式。
除此之外，這些口述歷史對象也擴及到其他加工區的女工，跳脫「偉大女工」敘事，轉而關注關注女工一些微小的、被遺忘的抵抗行為，同時也呈現那些「作為女孩」的日常情感與身體經驗。例如，有口述歷史中女工會偷偷把可愛的衣服藏在腰間帶回家，也有女工會使用兩份薪資袋，一份給父母，一份留作己用。女工們不只是勞動的工具，而是有主體、有欲望、有策略的行動者，理解她們如何在勞動制度與家庭義務中生存與協商。
王梅香老師也將台灣女工經驗放進全球冷戰與資本擴張的脈絡，與墨西哥女工進行比較，揭示兩地，並透過跨國展覽重現女性勞動者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共通命運與脆弱處境。
曾任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的蔡麗玲，也是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藉高雄女權會的經驗補充女性主義實踐的延續性。在二十五淑女墓改建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之後，每年高雄市政府辦理春祭來悼念罹難女工，形式多元，也保持著與在地學校、居民的連結。而高雄女權會並未在紀念公園改建後就停止關注，而是持續以社會教育等方式為此議題發聲，試圖讓下一代理解這段歷史的複雜性，也從歷史記憶的反思，幫助社會大眾覺知現代女性在家庭、勞動、社會中的處境與轉變。
被汙名化的舢舨船與災難紀念
來賓之一的高雄科技大學造船及海洋工程系洪文玲副教授則從科技與社會研究（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觀點回看被汙名化的舢舨船，高中六號事故的「舢舨船」是種木製渡船，並有特定的保養邏輯：須每六個月上岸一次，木船雖然會「浮」但若長期泡水，結構也會因吸飽水而喪失浮力，所以船難其實是一個技術知識如何被人理解或忽略的問題。舢舨船曾是旗津居民重要的交通工具，代表著一種在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記憶，隨著舢舨船在高雄的消失，不僅是技術的淘汰，亦是文化資產的流失。
此外，洪文玲教授亦從「災難紀念」的觀點出發，對照韓國2014年世越號沉沒事故，延宕多年預計2026年於安山市設立正式紀念碑，災難記憶的處理極具政治與文化張力。但洪文玲老師強調，無論是世越號、鐵達尼號或高中六號，都呈現如何將死亡轉化為公共記憶的實例，二十五淑女墓的轉型，呈現了哀悼如何從私人領域走向公共治理的可能性，也提供與全球其他船難歷史對話的基礎，使地方悲劇轉化為集體記憶與歷史思考的一部分。
鬧鬼不是結束，而是開始
正如作者李安如教授在所說：「鬧鬼是個顯示當下的不足、過去面臨的苦難與抹煞，以及對於未來可能走向的憧憬。」《女工之死》人類學研究讀本，它是一扇窗口，不僅回應了過往的傷痛與歷史記憶，更是一個行動的起點，開啟了對性別、勞動與災難記憶重新對話的可能，連結更廣泛的公眾議題與未來想像。
